商代的密须国

密须国始建于何时，已无从考起。古文献中有关密须史事，都发生在商代后期及西周，估计其建国时间要比豳国晚得多。需要注意的是，商代的密须国，与西周的密须国性质完全不同。这里说的是商代的密须国。

一、族源与地域

《史记·周本纪》言文王伐密须，《集解》引应劭曰：“密须氏，姞姓之国。”引瓒曰：“安定阴密县是。”《正义》谓：“《括地志》云：‘阴密故城在泾州鹑觚县西，其东接县城，即古密国。’杜预云姞姓国，在安定阴密县也。”韦昭注《国语·周语上》“王灭密”：“密，今安定阴密县是也，近泾。”《汉书·地理志》也说安定郡有阴密县，为“《诗》密人国，有嚣安亭。”师古注：“即《诗·大雅》所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者。”

汉代安定郡阴密县又名鹑觚，大体即今甘肃灵台县西境，古今学者对此无异议。据民国《灵台县志》记载，“密须国故城址在县西五十里，即今之百里镇也。”百里镇及其附近的考古调查与发现，证明了文献记载之不虚。在今百里镇西南方达溪河与南川河交汇形成的三角台地内，发现三处城垣残迹，考古工作者认为即密须故城遗址。遗址所在的这片台地十分开阔，北、东、南三面河流环绕，西依吴家山，为古代兴建城邑的优胜地带。今存三段垣迹，为古城西面和北面的城墙，残高不过3米，最长的一段长约10米，底部宽度在2.5米左右。近底部处夯土层厚约6～7厘米，内含仰韶文化和周代陶片；上部夯土层厚约13～14厘米，内含汉代砖瓦残片及宋瓷片。城址周长约3华里。初步考查可知，此城初建远在汉代以前，汉、唐、宋时代均曾在原城址基础上加固维修，继续沿用。城址南侧台地断面上暴露出西周灰坑、住室和灶坑存迹，文化层厚达2米左右，内含大量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片，多为鬲、豆、罐等器物残块，还有铜镞、兽骨之类。打破西周文化遗存的有一处宋代瓷器窖藏，表明晚至宋代此城仍在被使用。①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陕西长武县碾子坡遗址，连续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达7000多平方米，发现房址、灰坑、陶窑等遗存及365座墓葬。多见高领袋足鬲，而瘪裆鬲甚少，与被认为是先周文化的郑家坡文化面貌大不相同，而接近于被认为是姜戎文化的刘家文化。这种文化遗存后来在同长武县邻接的麟游县境内一些地区也有发现，被统称为“碾子坡类遗存”。因其年代相当于殷墟一、二期至商周之际，地域处在古密须国的范围之内，故有学者认为可能与密须国文化有关，名之为“碾子坡文化”。②由于目前考古实践还未能提供灵台县境内碾子坡类型文化的存在状况，我们尚难对该类型文化同密须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作出较有把握的判断，但这无疑是个值得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周本纪集解》引应劭语，谓密须国姞姓，《通志·氏族略》也说：“密须氏，《世本》商时姞姓之国。”又云：“《史记》姞氏为后稷之妃。南燕、密须皆姞姓之国，后改为吉氏。”《国语·周语中》载富辰举言婚姻给国家带来祸福之例，有“密须由伯姞”语，韦昭注曰：“伯姞，密须之女。”《潜夫论·志氏姓》：“姞氏之女为后稷之妃，繁育周先。”“姞氏之别，有阚、尹、蔡、光、鲁、雍、断、密须氏。”

姞姓是商周时代西部一个族系繁盛、分布广泛的古老部族，和姬周存在悠久的通婚关系。史载黄帝之后裔共分为12姓，其中就有姞姓。《左传》宣公三年载晋国伐郑，欲立姞姓妾所生的公子兰，郑大夫石癸主张接受晋国的要求，立公子兰为郑国太子，理由是：“吾闻姬、姞耦，其子孙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兰，姞甥也，天或启之，必将为君，其后必蕃。”《诗·大雅·韩奕》内容之一是描述韩侯娶妻的宏大华丽场面，所娶即为姞姓之女。郑与韩皆为姬姓之国，可见“姬、姞耦”乃西周贵族婚姻盛行的习俗。出土于宁县湘乐镇谢家村的师伯盨，铭文曰：“师伯作中姞”，师伯为西周军事贵族，此盨乃师伯为其姞姓夫人所作器，可视为姬姞联姻传统的一件实物例证。

密须是商周时代影响最大的姞姓国，密须地区应当是姞姓部族活动的中心区域。姞姓部族又是黄帝集团的重要分支，黄帝族最初兴起于甘肃东部，据此推断，姞姓密须应当是泾水中游地区土著部族所建立的方国。至于碾子坡文化是否为姞姓部族的文化遗存，还有待今后考古发现的印证。

二、社会状况与对商王朝的臣属

关于密须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面貌，还没有文献记载或考古资料能给以直接说明。我们只知道，至迟到商后期，密须在西北地区诸方国中已颇具影响和实力，其贵族统治体制及文化发展高度，可能和姬周大致处于相仿的水平。周文王发动对密须的战争，借口是密须侵略了与之相邻的阮与共。阮与共，是今甘肃泾川境内臣服于周的两个小方国。敢于向强大的周方伯挑战而进犯其属邦，显示密须国势之不弱。据《说苑·指武》记载，文王伐密前征求过大臣们的意见，管叔曾表示反对，说：“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义。”可知密须政治昌明，有一定声望。

周文王灭掉密须后，有两件战利品，即“密须之鼓与其大路”，周人常为能占有它们而引以为自豪。在周初大分封时，它们作为镇抚社稷之“重器”，颁赐给了成王的胞弟唐叔。鼓是礼乐之器，也用于战争，以激励士气，指挥进退；大路为一种豪华的马车，周制只限于天子或诸侯乘用。密须国的这两种器物深受周人赏识，《左传》昭公十五年载：“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大蒐乃当时君主举行大规模田猎时检阅部众之仪式。文王将此二物用于大蒐之礼，说明它们质地坚美，制作精良，足以壮观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密须国手工业的发达和工艺技术的高超，其文化品位决不在周人之下。

征伐密须，是姬周为实现反商战略而作前期准备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对殷商作战需要先铲除身边潜在的敌手，营建一个稳固可靠的后方。由此我们推想，密须很可能是商王朝的忠实与国。密须国远处泾水中游，殷商的政治控制力似乎尚未达到甘肃境内，但不可否认的是，商王朝的政治、文化影响，的确已伸展到甘肃东部地区。在泾、渭流域乃至西汉水上游，都曾出土过商文化器物。1978年，庆阳市董志塬野林村出土过一件刻铭“乍册吾”的商代青玉大戈，即是证明。

商王朝同西北戎狄诸部频频交锋的时代，也正是密须国在泾水以南兴盛发展，从而引起姬周疑忌的时代。据《说苑·指武》载，文王与臣属商量是否伐密时，太公望是主战派，他认为“密须氏疑于我”，主张“伐枉不伐顺”。当时文王正在暗中为反商作准备，这就是密须之所“疑”；密须不顺应周的意图而唱反调，这就是其“枉”。综观以上种种因素可知，密须为殷商属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三、商代后期姬周国离豳迁岐及与商、周关系

豳国位处戎狄频繁活动的地区，对于过着农业定居生活的周人来说，牧猎民族的经常性侵掠，必然构成极大威胁，冲突和战争在所难免。特别是商代中后期，陇东一带的戎狄尤其是犬戎势力空前强化，使周人难以继续维持对豳地的管理和经营。加以周族始终怀有回归故土的情结，故在太王时代再一次决定南迁。①太王“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豳国的历史由此结束，周人重又回到周原，建立了新的国家，营都邑于岐阳。岐阳地望，《汉书·地理志》说在右扶风美阳：“《禹贡》岐山在其西北，中水乡，周太王所邑。”《水经·渭水注》云：“城在岐山之阳而近西。”考古发现表明，太王所营之邑在今陕西岐山东北约60华里处，东到下樊、召陈二村，西到董家、凤雏二村的范围内。那一带不仅有西周的制骨、冶铜、制陶作坊及平民居址，还发现了先周及西周中期的宫室建筑遗址，出土过文王时代前后的大批卜甲、卜骨。②

周族离去后，豳地情况如何？史籍无载，不宜妄论。据当时部族活动的格局和演变情势推想，该地当又成为戎狄活动领域。但在西周王朝建立后，西北戎狄大都归服，豳地成为王室的封国，这由《诗经》十五国风中含“豳风”可知，只不过始封时间及始封国君史传失载罢了。须指出的是，那一带戎狄势力始终相当强盛，当西周王朝衰落时，势必又会被戎狄所控制。所以，西周灭亡、王室东迁后，古豳地区便出现了实力雄厚的义渠戎国。

自太王率族众重新立国于周原后，凭借优越的地理环境，周族的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史言太王“又作五官有司”，“贬戎狄之俗”①，政权体制进一步完善。同姜姓部族历史性的婚姻联盟，更辅助了其日益勃兴的国势。那时姬周与殷商的关系，虽然存在矛盾冲突的一面，   但主流是前者对后者的臣服。古本《竹书纪年》有几条材料很能说明问题：

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八匹。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

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历为殷牧师。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不难看出，当时姬周部族听命于商，其接连不断的伐戎之举，受到商王朝的赞许，季历甚至被任命为“牧师”。牧和伯都含有统领某一方位大小诸侯氏邦的意思，相当于中央王朝的左右臂。

季历后期，商、周关系一度恶化，据古本《竹书纪年》载，季历被文丁所杀，周人还曾攻伐过商。但季历之子文王即位后，商、周关系几经波折终于又趋缓和。周文王是个心机深重而又善于韬光养晦的政治家，他曾被商王纣拘囚于羑里，受过种种凌辱，但他总是能屏息周旋，谦恭忍让，并采取了包括与殷商联姻在内的一系列亲商措施，以缓解商王的疑忌。

文王的不懈努力最终收到了成效，商、周关系迅速好转。商王纣恢复了对文王的信任，“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①。姬周由此成为比“牧”更高一级的西方诸侯氏邦之长，掌握了可代表商王朝行使征伐的权力。周人后来经常宣扬的所谓“文王受命”，实即指此事而言。商王朝改变了对姬周的态度，当然决不单纯是文王恭顺、收买的结果，实质上也是一种政治需要。商后期社会危机已相当严重，统治集团腐败日甚，内争激烈；畿外属国、部族叛离频发，祸乱四伏。在这种背景下，商王需要在西方培植一支力量，帮助王朝稳定局势。这种战略调整正中周文王的下怀，所以他着意摆出一付愿为商王朝效力的姿态。《左传》襄公四年载韩献子语，谓“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逸周书·程典》也说：“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但暗中文王却在积蓄力量，谋筹大计，并利用“西伯”的位势，翦灭异己，丰满羽翼，等待反商的时机。《周本纪》言文王“受命”后六年五伐，又据周原甲骨记载，这一时期周人还有“五伐”之外的克蜀、征巢、伐申诸役。频繁的征战，都是贯彻上述总体战略意图的具体步骤，其中伐密须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军事行动。

四、周文王灭密之役

密须国地处泾、渭之间，南望岐凤，北接豳域，西控陇原，扼据关中通往甘、宁的咽喉要冲，是联络、制约西北诸戎的枢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周人要想真正成为西方的霸主，为日后灭商消除背后隐患，必须把密须地区控制在手。因此，当密须国公然表示不尊重姬周的“方伯”地位，而敢于自行其是对邻国采取行动的时候，“大邦”周就要对它下手了。

    《史记·周本纪》和《尚书大传》都说文王受命为西伯后，第三年即发动了对密须的战争，今本《竹书纪年》载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帅师伐密”，即指此役。《诗经》中周族史诗之一的《大雅·皇矣》，以很长篇幅咏述了伐密的经过：“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诗文首先强调讨伐密须的原因，表示周人的行动是履行方伯职责，保护弱小盟国，主持正义；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上天的福佑，才能对得起天下人民的信任。

这次战役，密须国并没有示弱，其军队占据了有利地势，对周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这节诗自汉唐以来，即存在歧说，至当代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要害问题是前三句的主语，一说为周人，一说为密人。《郑笺》认为“京”是周的领域，所以作了这样的训说：“文王但发其依居京地之众，以住侵阮国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无敢当其陵及阿者，又无敢饮食于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惊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众也。”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的《毛诗后笺》，均采郑说。郑说错在对“京”地的理解上，京为公刘所建豳国的都邑，位处今董志塬上，或宁县的庙嘴坪附近，太王时弃豳而迁于岐下。阮、共在今泾川县北境，领域当包含京地。密须为了阻止周军，利用对阮地的占领，依形势较高的京地为据点设防，控制周军入阮的通道，是十分合理的战略部署。京地是时并不在周人的控制之下，但豳域是周人的故土，所以周人对密须军队占据该地表示特别愤慨，发出了“无矢我陵”、“无饮我泉”的怒责。《毛诗正义》引王肃云：“密人乃依阻其京陵，来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升我高冈，周人皆怒曰：‘汝无陈于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饮食之。’”清代学者陈奂的《毛诗传疏》以及当代学者黄焯的《毛诗郑笺平议》，都赞同王肃说，同时也指出王肃视阮为周邑与事实不合。

密须国虽具一定实力，但终难以同更强大的“周方伯”相抗衡，最终以败亡而告终。《吕氏春秋·用民》述此曰：“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毛诗正义》引皇甫谧云：“密须人自缚其君而归文王。”把战败国的无奈之举，说成是密须人民受到文王感召而自动归顺，不过是儒者粉饰文王之辞。《皇矣》一诗在叙述完文王伐密之役后，也以夸耀的口气盛赞文王为“万邦之方，下民之王”。在周人心目中，灭密之役是周国显示实力、奋扬声威的一大壮举。孟子曾称誉此役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①，其实这不过是周族崛起过程中一次以强凌弱的势力扩张。20世纪70年代周原发现的文王时期甲骨卜辞中有“今秋王西克往密”(H11﹕136)、“王其往密山舁”(H11﹕80)、“于密”(H11﹕31)、“密西城”(H31﹕5)等数条，学者们认为内容即与文王伐密的史事有关。②这些卜辞是直接反映密须国被周灭亡的实物资料。据说文王灭密须后，曾在其境内筑台祭天告祖，称“灵台”。今灵台县城南尚存古灵台遗址，相传即为当年文王建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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