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的密须地区

一、周人再度灭密

由于密须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周人灭密后决不会放松对该地区的控制。在西周王朝建立后，密须一带成为王畿西北的屏障，也是王室经营陇右，联络西戎诸部的枢纽和依托。西北地区各支牧猎部族有的归服于周，被纳入外服体制的“荒服”之内；有的则徙离周人势力范围，暂避周之锋芒。西周王朝不仅有实力占领陇东的关键地带，更有培植羽翼，拓势于陇山以西的意向。所以，密须地区在周初处于王室牢牢的掌控之中。

《国语·周语上》有一段事涉密须的记载：“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 恭王即西周中期的共王。韦昭注：“康公，密国之君，姬姓也。”据此，则周人灭密后即在其地建同姓诸侯国。但后世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如汪远孙即认为周代有两个密国，姬姓的密国在河南，《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密，故国。”地在今河南开封密县；而泾上之密也即安定之密，为姞姓之密。①如汪说为是，则周人灭密后仍遵上古“废父兴子”传统，在其归顺的前提下让密君的继承人执掌政权，成为周王朝的属国。二说之是非今已难考，但从王室因一点女色问题上的小不遂意，即将密国再度灭掉的做法来看，密康公为姞姓贵族的可能性更大些。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是时之密须国君不论为姬姓还是姞姓，都已在西周王室的控制之下，而且局势相当稳定，否则周共王也不会跑到那一带去游观。

周之再度灭密，当然也决非单纯如《周语上》所喻示，是由于密康公得美女而“不献”。更合理的解释是，王室意识到对密须地区有直接掌握的必要。也就是说，对于王畿西北方之安全举足轻重的这片门户之地，还是由王室委派军事首领长期驻守更加可靠。事实上，周王朝早就这么做了。未被共王灭掉前的密国，恐怕只是原密须国的一部分，另外一些要害地带，可能已作为封邑交由王室信赖的贵族们分别管理，相当于若干特设的军事据点。这在文献记载中尚无依据，但考古发现的丰富内容，却启发我们作这样的思考。

二、 周加强对密须地区的控制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甘肃省考古工作者在灵台县距百里镇不远的洞山、姚家河、白草坡、西岭、寺沟、郑家洼等地，清理、发掘了许多西周贵族墓葬，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珍贵文物。特别是灵台县城西北约15公里处的白草坡墓群，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墓群在白草坡村南两道沟壑间的山嘴梯田里，北面是塬顶和村落，南距墓群约5公里便是自西向东流入渭水的达溪河。据推测该墓地原本比现存规模大得多，其西半部因沟崖崩塌而早被毁坏，有的墓葬即因崖土垮落而暴露。考古工作者共清理、发掘了9座中、小型墓和1座车马坑，其中M1和M2保存较好，随葬器物非常丰富，所出青铜礼器铭文显示，墓主分别为潶伯和（左耳旁，右奚）伯。① 由于这两座墓葬的内涵，寓示着许多和军事、政治相关的因素，对它们作些深入剖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西周王朝中期对密须地区的政策。

潶为水名，发掘者认为即今灵台县境内的达溪河，潶地因水得名，“古黑水即达溪河，潶伯的封地潶在密须以东的达溪河中下游是毋庸置疑的，这与M1的地望也相符合”。 字从阜，应为山名，疑即今平凉市境内的崆峒山，该山在先秦名鸡山，鸡的繁体字从奚。前文述及商代甘肃东部有个国，伯当即周王朝封邑于地的贵族。潶、二地大体都在古密须国域内。潶伯、伯两座墓葬虽然规格仅属中型，但葬品却是非同一般。尤其是青铜器，不仅数量众多、种类繁盛，而且品位高雅、纹饰华美、铸作规整，有铭器物多达20余件。其中包括一部分族徽各异的商器，那显然是周人灭商时的战利品，它们的存在，使我们对墓主的身份与地位有了更明确的了解。

二墓所出的大量兵器更能说明问题。即以兵器中使用最普遍的戈来说，白草坡墓地共出了57件，包括10种类型；而潶、二伯之墓所出即达53件，含7种类型。有胡无胡、长胡短胡、直援曲援、宽援狭援、有阑无阑、长阑短阑、有銎无銎、直内曲内，从一穿至四穿，西周早期已经存在的戈式，几乎全都具备。这在一般的西周贵族墓葬中是难以见到的，墓主必然是经常统兵作战的优秀将领。兵器中不乏精品，有一些造型极其独特，设计构思超凡脱俗，令人惊叹不已，有的还显露着异域风格，它们都决非一般贵族所能拥有。如潶伯墓出土的人头形浅銎戟，长25.5厘米，宽23厘米，戈部长胡三穿，援身高扬，援端锋呈钝角下弯如啄，援脊突起，援基浮雕牛首，长条状方内，内端三深齿，内之柲外部分饰牛头形徽识，与援基浮雕牛首相呼应，刺锋塑一人头，头顶为弧刃，颈部成椭圆形浅銎，以纳柲端。人像浓眉深目，披发鬈须，高耳巨鼻，吻部突出，腮部颧骨处有线条粗而深的唇形纹饰。此戟最受世人关注的就是銎锋这个人头像的造型，它引起各种各样的联想。综观头像的种种特征，极似印欧种系的北方牧猎民族的形象，很有可能就是“鬼方”人的造型。商代鬼方势力相当强盛，曾长期与商王朝处于战争状态。由于活动地域相邻接，西周王朝建立前后，均同鬼方进行过战争。潶伯的时代，正是周人与鬼方决战的时代，其墓中随葬塑鬼方人头像的戟便非常合理，他本人很可能就参加过对鬼方的战事。商周时盛行尚武精神：贵族们不仅用异族战俘作为人牲献神祭祖，还喜用异族战俘形象装饰武器，以此炫耀战功，奋扬军威。此戟之鬼族头像寓意即在此。

还有个现象值得特别提出，即潶、二伯墓中所出戈大部分弯残，可看出系人为强力造成的破坏。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曾出现过，陕西 “扶风出土的铜戈，有一定规律，凡窖藏或遗址中出土的，大都完好；凡墓葬中出土的，不是残断，就是弯曲”。论者认为这“可能是怕墓葬被盗后拿出来继续使用，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葬俗”①。说担心盗墓者使用而把兵器破坏掉，这种看法难以成立。就潶伯、伯墓而言，除了被破坏武器外，还有一些制作精良的武器完整无损，难道这些武器就不怕盗墓者取出使用？依当时的战争观念判断，被破坏的武器显然是作为战利品入葬的，用意在于张扬墓主生前的显赫战功，象征敌人的败灭。只有那些完整无缺且品位较高，并多置于墓主身旁的兵器，才是供墓主在冥间使用的陪葬品。①总之，墓中出土器物表明，潶伯和伯是两位高级将领，他们驻守原密须国域的中心地区，肩负着卫护王畿西北门户的重任。

此外，潶伯墓中所出的一件青铜盉，高22厘米，弧面子口盖，圆口平唇，高束颈，肩部向四隅突出，形成柿形腹，底部略联裆，四柱足，半环形羊首鋬，管状斜流。盖面饰细线条兽面纹，颈部一周与流管饰云雷纹，腹部以裆突为鼻棱饰4组大兽面纹，足上部饰变体兽面纹和蝉纹。盖内两行6字铭：“徙遽 作父己”。此盉时代属西周早期，应是潶伯为其父所作祭器。金文中的“仆”多指王公大臣们的御者；他们也不是一般的车夫，而是地位相当高的侍臣。②周、秦时期之“太仆”、“仆射”等高级官职，称谓即从仆之初义演化而来。《周礼·夏官》“太仆”一职，其首要任务即“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盉铭中的“徙遽”也是一种官职，执掌的可能就是“出入王之大命”一类事务，即为王室传递命令和信息。《广雅》：“徙，移也。”《玉篇》：“徙，迁也。”《尔雅·释言》：“驲、遽，传也。”郭璞注云：“皆传车驿马之名。”《说文》：“遽，传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解释说：“车曰驲，曰传；马曰驿，曰遽。”郑玄注《周礼·秋官·行夫》“掌邦国传遽之小事”，曰：“传遽，若今时乘传骑驿而使者也。”甲骨卜辞显示，商代已存在驿传制度，西周又得以完善和发展，政府在重要交通线上每隔30里设一驿站，车马常备，以接待往来的官员和传递政令文书的使者，以及运送物资的吏役，供他们休息并更换车马。“遽”字本义是迅疾①，信息和命令的传递重在速度，故“遽”字便成了驿传制度的基本术语。“徙遽”者，快速传递之意；“徙遽仆”，无疑即掌管驿传事务的官职。密须国域为关系王畿安危的战略要地，故须在这里建立驿传系统，而且将其军事化，即由军事长官来掌控。所以我们说，徙遽仆实乃潶伯的具体官职，或者说他曾经任过这个官职。因此，这件文物便成为我国古代驿传制度最早的实物见证，也是帮助我们了解西周初年密须地区形势的史影载体。

除了白草坡外，在今灵台县境还发现多处西周贵族墓。如靠近百里镇的洞山村，有一处西周早期墓地，其中1号墓出土一件甘肃省青铜礼器中最大的圆鼎，高60厘米，口径50厘米，大口折沿平唇，厚立方耳，深鼓腹，圜底，三柱足略有蹄意，腹上部以6条短竖扉棱为鼻脊，饰6组兽面纹，内壁单铭族徽。这种气势恢宏、纹饰高古的青铜重器，标志着器主的显贵身份。20世纪80年代，在与灵台县相邻的崇信县九功乡于家湾一带，相继发现了一批先周、西周时期的墓葬，已探明的即达720余座，是甘肃境内规模最大的周墓群。已发掘墓葬80余座，出土铜器有鼎、簋、斛、钺、戈、镞、弓形器、铃、泡等，还有各种陶器和大量玉饰、蚌饰。这表明灭密之后周人的势力确曾一度达到原密须国域的最西部。

综上所述可知，西周初期周人保留了一个疆域被大大压缩了的密须国，作为其靠近王畿的属邦；而在原密须国域内的一些交通要道，则直接委派军事贵族前往驻守。至西周共王时连那个小密须国也灭掉了，原密须国域全部成为西周贵族们的封邑。那时泾、渭中上游地区戎狄势力又趋炽盛，再度灭密应是西周王朝对这一区域强化控制的措施，是西周经营甘肃东部地区两大战略性部署中的一项，另一项是我们将在下一节论述的对嬴秦的扶植。这两项战略举措一北一南，构成西周王朝西北边域政策的主体框架。西周中后期与戎狄斗争的历史，证明周初的上述决策是正确的。

以上内容系《甘肃通史》（全八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已出版7册，2012年7月份全部出版）先秦卷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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