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时代后期，以炎黄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孕育、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贵族王朝——夏。在以后千余年的时间内，中原地区经历了由夏至商、由商至西周的王朝更替；而甘肃大部分地区尚未进入文明时代，只在东部地区出现了一些城邦性质的小方国。他们各自同中原王朝保持或服或叛的关系，并逐渐被纳入王朝边域地区统属范围之内。而同一时期甘肃更广大地区，发育着几支规模不大、地域性较强的青铜文化，活跃着许多游徙无定的牧猎部族。本章内容专言今甘肃东部地区的方国，按朝代顺序重点讲述豳国、密须国和嬴姓国的史事，并对其他小方国作简略介绍。

夏代甘肃境内方国

一、夏王朝的建立

五帝时代，是华夏文明的孕生期。以军事民主制为特征的部落联盟形态，已进入最后的发展阶段，尧、舜等领导的部落联盟，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强大而持久的优势。禹是活跃在今晋南、豫西一带的夏部族首领，他因治理洪水功绩显著，被部落联盟议事会推举为舜的副手，在舜死后接替了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他战胜了江汉流域的三苗集团，扩大了部落联盟的势力范围，加强了对各部落、氏族的控制，同时也树立、巩固了自己的领导权威，为部落联盟向雏形国家过渡奠定了基础。

在军事民主制时代，部落联盟首领大都是一正一副的“二头制”，副手为首领的预定接班人。舜为尧的副手，禹为舜的副手，益为禹的副手。但禹死后部落联盟最高领导权并未依传统由其副手益接管，而被禹的儿子启所掌控，并获得民众的认可。其实，尧在传位给舜之前，即已产生过是否传位给自己儿子丹朱的思考；舜死后，也存在是否由其子商均继位的问题。① 这都表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私有制的成长，传子制早已开始醖酿。但那时部落联盟的权力结构还具有较大的历史惯性，世袭制的社会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在启的时代，终于完成了禅让制向世袭制的转化，夏王朝建立，部落联盟过渡为国家。禹是夏王朝的开创者，启遂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世袭的国王，中国由此跨入了早期文明的大门。

夏王朝的势力范围，大致西起今河南省西部与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与山东省交界处，北入河北省，南接湖北省。这一区域的中心是中岳嵩山及其周围的伊洛流域、济水流域、汝水上游和汾、浍流域。

夏王朝的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左右，共传13世、16王，历时约470年。①其世系为：

夏、商乃至西周，尚属文明时代的早期，国家政权还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不仅在规模、功能和强度上，更重要的是在构建机制上，同秦以后的政权形态存在巨大的差异。以宗法制度为血脉的氏族权力机构，长时期制约着贵族政治的发展，难以形成以各级官吏机构为枢纽的统一而严密的行政体系，也不存在明确的疆域观念。

夏代国家刚由部落联盟转化而来，不过是一种由大小部落、族邦组合成的仅具统一形式的松散王朝。史籍言“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②。所谓“万国”，实为众多的氏族、部落。它们的首领共推夏禹为盟主，是军事民主制下的正常举措，不可能也不需要如同后世属邦朝见君主那样要“执玉帛”的。通过组织、协调、指导各地区的部族治理洪水，发展农业，通过多次规模较大的部落战争，禹、启时代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凝聚力的强势部落联盟领导核心，各个主要文化的融合会通已成宏观趋势，但还根本谈不到跨文化区系推行统一政策的实际管理。从考古文化的角度说，夏部族活动的中心地带不出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和中部的范围，而其他区域的部族依旧在当地生活，他们虽然承认夏王朝为盟主，但实际上并不受夏王朝的具体控制。所谓“九州”，是后来逐渐形成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地理概念，而不是为便于国家治理而实施的行政区划。

甘肃地区虽然早已存在同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但还没有证据表明夏王朝的政治影响已波及甘境。如上章所述，《尚书·禹贡》中有不少涉及甘肃东部甚至中部的内容，我们推论禹部族早期曾活动于甘肃地区，但甘肃中、东部并没有纳入夏王朝的管理体制之内。《禹贡》内容不过是反映了文明时代初期人们对各主要文化区系的认知，反映了那时人们已经具有的地理视野。夏代基本上还不存在处理边域地区部族方国的政策。

二、嬴族及其西迁

1． 嬴族的起源

在司马迁的华夏文明一元化体系中，嬴姓族源可追溯至五帝时代的颛顼。《史记·秦本纪》开篇即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便是嬴秦有世系可寻的男性始祖。陕西凤翔秦景公大墓所出石磬铭中，有句曰：“天子匽喜，龚 是嗣，高阳又灵，四方以鼏。”石磬为景公行冠礼亲政时祭祖祭天之物，铭文祈求始祖保佑秦境安宁。①高阳即颛顼，可证嬴秦确认颛顼为始祖。女脩的故事，是典型的鸟始生神话，表明嬴秦以鸟为图腾。

文献中的嬴姓先祖，多位与鸟相关，有的甚至表现出鸟的形象特征。大费即佐禹治水的伯益，《秦本纪》说他善于“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郑玄《诗·秦风谱》说他“能知禽兽之言”。大费之后的大廉，《秦本纪》称“鸟俗氏”。再靠后的孟戏和中衍，均“鸟身人言”，《赵世家》则说中衍“人面鸟喙”。《括地图》云：“孟虧人首鸟身，其先为虞氏，驯百兽。夏末之世，民始食卵，孟虧去之，凤凰随与止于此。”② 孟虧即《秦本纪》所说的孟戏，虧字从“兮”，读音同戏；又从“隹”，当亦为鸟名。他因人们开始吃鸟蛋愤而离去，凤凰与他同行，这是对鸟图腾部族的生动描述。晚商嬴姓首领蜚廉也即飞廉，《三辅黄图》云：“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后世把飞廉奉作鸟类之神。在嬴秦发展史上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秦仲，据古本《史记》载，“秦仲知百鸟之音，与之语，皆应焉”①。

以上材料都是嬴秦以鸟为图腾的佳证，那些半人半鸟，亦神亦鸟的嬴姓先祖，是远古时代部族首领的图腾装扮在后世群体记忆中留下的印象。在已发掘的春秋早期嬴秦国君及贵族墓葬出土的器物上，一些附件和纹饰还以鲜明的鸟形象为题材，那是古老的图腾意念渗透到工艺审美领域的表现。这种崇鸟艺术风习，一直延续至秦代。

我国东部近海地区的古代部族，有许多是奉鸟为图腾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海岱为活动中心的嬴姓部族，五帝时代的少昊（少皞）就是其最高首领。《山海经·海内经》：“有嬴民，鸟足。”《说文》：“嬴，帝少皞之姓也。”《古史考》也说少昊为嬴姓。①《左传》、《帝王世纪》等古籍皆言少昊名“挚”，《逸周书·尝麦》又谓少昊名“质”，孔晁注云：“读为挚。”其实少昊名之本字应为“鸷”，挚、质皆假借。鸷为一种猛禽。最能确证少昊为鸟图腾部族首领的，是《左传》昭公十七年的一段记载。郯国的国君郯子回答鲁国大夫昭子 “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这一问题时，有关于少昊史事的一番叙述和议论：

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睢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所谓“云师而云名”、“火师而火名”等等，反映了部落联盟时代部族图腾标记所发挥的功能。文末言颛顼之后情况有了变化，“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是指部族图腾作用的渐趋淡化和部落联盟行政职能的增强，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意味着氏族社会传统力量的削弱，和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机构的过渡。少昊集团为一鸟图腾部族，包含“五鸟氏”、“五鸠氏”、“五雉氏”、“九扈氏”（扈字先秦与“雇”字通，其字从隹，亦鸟类）等部落，各部落共计有24个以鸟为名的氏族，它们在部落联盟中都有一定的职司分工，并逐渐发展、完善为国家机构的雏形。所谓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事，是郯子用后世的官职来说明“五鸠”之所司，少昊时代未必有这些职官。

正由于少昊是嬴姓鸟图腾部族的最高首领，所以嬴秦除了认颛顼为始祖外，又奉少昊为祖神。秦襄公被封为诸侯之后，所做的首件大事，便是“自以为主少昊之神，立西畤，祠白帝”①。按“五行”说的思想体系，白色为西方的表征；少昊本为东方部族领袖，随着嬴族在西方的崛起，便又成了西方之神。襄公之举为少昊西方白帝的神位定了格，故《山海经·西次三经》谓西方有“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嬴族建国的西垂地区山系主峰，即三国诸葛亮北伐两次围攻未下的祁山，此山曾经是嬴秦的祭祖之山。《潜夫论·五德志》云周武王克殷后，“封少皞之胄于祁”，应指此山，可见襄公作畤祀少昊之有据。所以《秦本纪》索隐明言嬴秦属少昊之族，“宜祖少昊氏”。《通志·氏族略》也说：“秦氏，嬴姓，少皞之后也。”

关于嬴姓问题，在此须略作交代。《秦本纪》说大费也即伯益佐禹治水、佐舜调驯鸟兽有功，“舜赐姓嬴氏”。所谓“姓”，最初不过是标志某个血缘群体的称号，在部族间长期交往中约定俗成，又因严格族外婚制的需要而被强化，每个族体都有自己的姓，本是不必什么人来“赐”的。但到部落联盟时代，已具国家雏形的联盟中心，须对各部族的名称给予认定，并明确其文字或语音表示形式，使之具有规范化的普遍通用的法定意义，所以便出现了所谓“赐姓”现象。《左传》隐公八年载众仲语：“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因生以赐姓”之“生”，可理解为部族所处的生态环境（如山水川原湖泽等），也可理解为部族赖以生存的技能和特长（即所谓“德”）。“胙之土”，是指通过祭祀告知神灵的封土仪式，宣告被赐姓部族对所居地域拥有占领权。

嬴本为水名，《通志·氏族略》：“姓之为氏与地之为氏，其初一也，皆因所居而命，得赐者为姓，不得赐者为地。居于姚墟者赐以姚，居于嬴滨者赐以嬴。”下文接言嬴之地望：“嬴，地名也。杜预云：泰山嬴县。唐并入兖州博城。博城今为奉符。以所居于嬴，故因生以赐姓。”宋代的奉符，即今山东省泰安境；古嬴水即今泰安、莱芜之间的嬴汶河，那一带正是远古少昊部族活动的中心区域。

2． 少昊部族与颛顼部族的结合

少昊和颛顼所处的五帝时代，是我国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关键阶段。少昊和颛顼所代表的部族发展程度较高，活动地域甚广，是构成华夏族主体的重要成分。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史传说中，颛顼与少昊存在某种特殊的关系。《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少昊氏有四叔，“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杜预注穷桑：“地名，在鲁北。”《左传》定公四年载鲁始国之君伯禽封于“少皞之虚”，杜注曰：“少皞虚，曲阜也，在鲁城内。”曲阜是少昊部族的活动中心，古称“穷桑”，少昊陵墓即在其地。而穷桑又是颛顼的居地。《帝王世纪》说颛顼“始都穷桑”，又说“颛顼生十年而佐少皞，二十而登帝位。”《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颛顼于此。”孺通乳，含养育义。《说文》：“孺，乳子也。”据此，似乎颛顼的幼年是在少昊部落度过的。孙冯翼所辑《世本》载：“颛顼母，独山氏之青阳，即少皞，黄帝之子。”此与《大荒东经》之说相呼应。《国语·楚语》载观射父言：“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颛顼受之。”种种迹象表明，少昊部族与颛顼部族是两个互为婚姻的族体。在普那鲁亚式群婚阶段，一个部族的同辈男性是要“嫁”到另一个部族中去的；与此相应，那个部族的同辈男性则要“嫁”过来。在这种婚姻制度下，部族中成婚男子的上下辈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舅甥关系。少昊与颛顼两个族体，就是这种性质的“两合部族婚姻联盟”。

前述少昊是以鸟为图腾的部族。颛顼号“高阳氏”，是以太阳为图腾的部族。史载颛顼家族成员（更确切地说，是其部族重要首领）的名字，大都与太阳及其光芒有关；我国古代围绕太阳的许多神话，也多和这个部族相联系。颛顼族与少昊族成为两合婚姻联盟后，他们的部族图腾也随之演化为一种复合图腾即阳鸟图腾。在夏王朝醖酿、诞生过程中，阳鸟部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①

嬴秦是阳鸟部族集团中的一支，《史记》正义佚文把少昊与炎、黄二帝并列，说“少昊象日月之始，能师太昊之道，故号少昊氏”① 。昊字与皞字均从日，少昊被尊为“日月之始”的象征，也是阳鸟部族形成后的传说存迹。少昊与颛顼的时代已经完成了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化，嬴秦把始祖追溯到他们身上，正合乎远古时代群体记忆的规律。

3． 嬴族西迁时间与动因

本属东夷集团的嬴姓族何时西迁，为何西迁，学术界尚有不同认识。《秦本纪》说嬴秦远祖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在夷狄者，必为外迁的支族，但不知其在何处。《秦始皇本纪》的“太史公曰”，说嬴秦族“及殷夏之间微散”。但“微散”到了什么地方，不得而知。《秦本纪》在述及嬴族首领中潏时，才有时间、地点的交代，说他“在西戎，保西垂”。但这已是商代后期的事了。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下面略作述评。

一种流行的说法，夏商之际，东夷集团中的畎夷族与商族组成反夏联盟，进军关中。这支畎夷后来留居于西方，活跃于泾、渭流域，即周代文献中频频出现的昆夷或犬戎。嬴秦即西迁畎夷族中的一支。春秋时东方有地名犬丘又名垂，依古代地名常随部族迁徙而转移至新地区的通例，西方犬丘地名乃畎夷从东方带过去的。“天水西南的犬丘之所以又称西犬丘、西垂，正是相对于山东曹县的犬丘又称垂而言的。”②

畎夷于夏末西迁，确为信史；但说嬴秦是畎夷的一支，则十分牵强，惟一的论据是嬴秦最初在西方的活动中心名犬丘。事实上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用地名来说明，地名与在该地生活的居民不存在必然的恒定关系，一个地方在不同时期可能经不同的族体居住过。某个部族把自己世代用惯了的地名带到新迁地区去，这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城邑来说，使用日久的名称也会顽强地保留，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惯性。畎夷在犬丘生活过，嬴族也在犬丘生活过，我们却不能因此说嬴族就是畎夷。

须强调指出，犬丘是犬戎对该邑的称名，而秦人是决不使用此名的。该邑最早的名称是“西”，秦人也一直称之为“西”。《尚书·尧典》载尧命和仲执行“寅饯纳日”的任务而“宅西”，传世最早的秦器《不其簋铭》，言秦庄公伐玁狁之役曰 “王命我羞追于西”。二例之西皆指西垂也即犬丘。①《史记》述嬴秦早期史事偶用犬丘，更多的是用“西”。如言襄公建祀少昊之祭坛，称“西畤”，《索隐》释此事说襄公“自以居西”故作西畤。秦人收复犬丘后，为和被征服的戎人分区居住，另建姊妹城名“西新邑”。犬丘地区的秦公陵园称“西陵”。史文言献公之立谓“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正义》曰：“西者，秦州西县，秦之旧地。时献公在西县，故迎立之。”张守节注《史记》“西”前无河字，王念孙也认为“《正义》西上本无河字，盖涉下文夺秦河西地而衍。”②史文言秦之先王宗庙，曰“或在西、雍，或在咸阳”。言先秦各地祭祀天地山川诸神的畤祠，曰“西亦有数十祠”。后来秦国推行郡县制，以犬丘故地为陇西郡之“西县”，战国秦兵器有些是在西县生产的，铭署“西工”制作。西安市郊出土的秦封泥中，有“西盐”、“西丞之印”、“西采金印”等官印。这一切足以表明，秦人并不认可“犬丘”这个地名，这个地名曾和犬戎有关，是畎夷从东方带过来的，而不是嬴族从东方带过来的。

“畎”字本义是指猎犬，畎夷即甲骨卜辞中屡言之犬方，也即西周时的玁狁，春秋时的犬戎，其为犬图腾部族是毫无疑问的。《山海经》多处记载犬戎国、犬封国，对其族众作了狗形象描述，那显然是狗图腾装扮的写实。许多古籍如《魏略》、《搜神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还记载了犬戎族的犬始生神话。犬戎族以狗为图腾乃不争之事实，而嬴族却是以鸟为图腾的，这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犬戎和嬴族各有自己的图腾，各有自己的始祖诞生神话，决不可能属于同一部族。反过来说，假如犬戎和嬴秦果真同为畎夷，同时西迁并留居关陇地区，则其关系必然相当亲密，其生存方式与生活习俗必然相同或接近。但历史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两个部族在文化风貌上存在巨大差异。嬴秦族一直过着以农业、畜牧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其文化遗存中华夏文明因素昭然可见；犬戎族则过着侵掠性较强的牧猎生活，从陕北到泾渭流域到西汉水上游，到处有他们的踪迹。而且，嬴秦和犬戎长期处于势不两立的敌对状态，对西垂地区展开过世代相继的反复争夺。如果他们属同一部族，这种现象便很难解释。

还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即完全以《史记·秦本纪》有明确记载的时段为依据，认为夏朝末年秦人“去夏归商”，帮助商人推翻了夏王朝，故不少秦人首领担任了商王朝的大臣，即史文所言“嬴姓多显，遂为诸侯”。至商后期，嬴秦首领中潏受商王朝之命，率领族众去保卫商王朝的西部边疆，即史文所言“在西戎，保西垂”。①但《秦本纪》虽载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却并未说从中潏开始嬴族才迁居于陇右的。相反，倒是告诉我们在中潏之前，嬴族已经生活在那里了。申侯劝说周孝王不要废掉大骆嫡子成宗子地位那段文字，明言中潏之父戎胥轩已经与申侯之族通婚。司马迁写秦史，是以秦之国史《秦记》作蓝本的，秦国自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当时的史官不可能从古至今对秦君世系作完整的追记，只从文公向上追溯了十三代到中潏，可能中潏是个功业显著的国君。再往前《秦记》无载，司马迁便无据可依。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认定嬴族此时才迁陇右。

这里有个对“保西垂”一语的理解问题。西垂是个具体地名而非泛指西部边陲。商代国家形式是盟邦性质的，施行“内服”、“外服”的行政体制，王畿之外均为大小宗属国，不存在严格的国土疆界，更无须派人去防守。商畿之西是日渐强大的周方国，商后期周已是商王朝西方宗属国的盟主，即所谓“西伯”，怎么能设想商王会派一族人越过周域，跑到陇山以西去“保卫边疆”呢！尽管商文化曾经伸延至关中地区，但即使在商王朝的全盛期，政治上也未曾控制过关中。至于陇山以西，连周人也并不视为自己的国域，更无须说商了。所以，把“保西垂”的“保”字理解为“保卫”是欠妥的。这里的“保”字是古汉语常见的名动用法。名词“保”表城堡义，作动词用，指修建城堡，由此再引申为占有、居住的意思。①“保西垂”，是说在西垂地区建立可居可守的城邑。中潏“在西戎，保西垂”，不能理解为嬴秦在中潏时西迁陇右为商朝保卫边疆。

考察先秦文献与诸家论说，嬴族是阳鸟部族的一支，其西迁应当与部族的崇日传统有关。《尧典》是《尚书》的开卷首篇，它先用数语评说尧的伟大功绩，接下来便具体叙述尧的施政作为，第一大举措便是：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釐百工，庶绩咸熙。”

这段文字蕴含着嬴族西迁的契机，须细加研析。古人高度重视天文星象，正如恩格斯所说：“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①所以，观测天象，制定历法，授民以时，乃是部落联盟及早期国家领导集团的首要任务，与此相关的祭日、迎日、饯日等宗教活动，也就成为必须在规定地点按时举行的神圣典礼。上引文字记载的就是五帝后期部落联盟对测日、祭日任务的部署和分工。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即所谓羲和四子，被委派到部落联盟所在地中原的东、南、西、北四方标位点上，通过对太阳运行作定时定位测量，确定春、夏、秋、冬四季及其中点，即为四中星定位，并负责祭日活动，做到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使部落联盟能够“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完成这项使命，是要实地操作的，四子及其族体须到达指定地点，对日行规律进行长期观察、测量、记录、运算，还要定期举行祭日仪式。《尧典》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尧典》四中星时位，是分别在今山东东部、湖南长沙以南、甘肃境内和北京一带的实测所得，属夏初的天象。②其上下限当在距今3600年到4100年之间。③这都表明五帝后期至夏初前后，在华夏大地以中原为中心的“四极”测四中星以定四季的记载决非杜撰，羲和四族分居四地是完全可信的。

和仲的任务是“寅饯纳日，平秩西成……以殷仲秋。”寅，敬；饯，《说文》：“送去也。”《玉篇》：“饯，送行设宴也。”纳，入。经文意思是说，秋分这一天，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举行祭礼，为太阳送行。“平秩”训辨知事物之顺序；西方和秋天相配，秋天乃农作物收获季节，故曰“西成”。殷，正。“以殷仲秋”，意为确定秋季时段，测出其秋分点。为完成这项任务，和仲一族须“宅西”，就是说要居住生活在“西”地。《尚书·禹贡》 “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讲的就是和仲一族在西汉水中上游地区的功业。

和仲一族是“西”地最早的开发者。这“西”不是方位词，而是具体地名。《史记·五帝本纪》述《尧典》此语，《集解》引徐广曰：“西者，今天水之西县也。”引郑玄曰：“西者，陇西之西，今人谓之兑山。”《后汉书·郡国志》引郑玄此注，“兑”字作“八充”，可知兑字实乃“八充”二字之误合。八充山即嶓冢山，是秦汉陇西郡西县境内的名山，郑玄举以志其地。和仲一族所居之地名“西”，即两汉时的西县；嬴族“保西垂”的西垂，也即犬丘，本名称“西”，同样也是两汉时的西县。这决不是一种偶然性的巧合。

追溯一下和仲的族源可知，原来嬴族是他的后裔。因为，羲、和的前世是重、黎，而重、黎又是颛顼家族的成员。在部落联盟时代，崇日的颛顼部族以精通天象著称，其首领世司日月四时、星象历法之官。古文献记载中，颛顼最大的功业便是“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①，重和黎则是他的主要助手。《国语·楚语》载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二人分司天、地，但要听命于颛顼。《山海经·大荒西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大戴礼·帝系》说颛顼产老童，老童产“重、黎及吴回”。《世本》也有此说。《史记·楚世家》云“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卷章即老童，因形近而讹。《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则直接说：“颛顼氏有子曰犂，为祝融。”犂即黎。应劭《风俗通义》云：“颛顼氏有子曰黎。”诸说在辈分上有差别，但重、黎与颛顼属同一家族则是肯定的。羲、和乃重、黎之后裔，古籍也有一致的记载。《国语·楚语》载观射父言颛顼时代重、黎任天地四时之官，又曰“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韦昭解释说：“绍育重、黎之后，使复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尚书·尧典》孔传亦云：“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孔疏云：“羲、和虽别为氏族，而出自重、黎。”《尚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孔传干脆说：“重即羲，黎即和。”孔疏加以解释：“言羲是重之子孙，和是黎之子孙，能不忘祖之旧业。”

总之，从颛顼到重黎，到羲和，他们的族系一脉相承，他们所主管的事务就是负责观测日月星象、确定四时、祭祀天地。而这与嬴秦祖神少昊部族的功业相一致。前引《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载郯子那段陈述告诉我们，少昊部族中的“五鸟”即为职司天文历象的族体。该族所司之“分”，指春分秋分；所司之“至”，指夏至冬至；所司之“启”，指立春立夏；所司之“闭”，指立秋立冬。对勘《尧典》那段文字不难发现，这正是羲和四子所承担的任务。既然嬴秦与和仲一族同祖同源，嬴秦先祖的功业又与和仲的使命完全一致，嬴秦与和仲一族又居住、活动在同一地区，把这三重因素结合起来思考，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嬴秦是五帝末期或夏初，因肩负测日、祭日使命而西迁陇右的和仲一族的后裔。①

4． 西迁地域

和仲一族及后来的嬴姓族所居之“西”，不论是《尚书·尧典》还是《史纪·秦本纪》的注家，几乎一致地说，就是秦汉时陇西郡的西县。西县地望，史籍有明确记载。《后汉书·段颎传》李贤注：“西县，属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县西南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民国《天水县志》等皆言西县在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王国维《秦公敦跋》、马非百《秦集史》，均采天水西南120华里之说。《汉书·地理志》：“西，《禹贡》嶓冢山，西汉所出，南入广汉白水，东南至江州入江。过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后汉书·郡国志》：“西，故属陇西，有嶓冢山、西汉水。”《水经注·漾水》引阚骃：“嶓冢山在西，西汉水所出，南入广汉白水。”《华阳国志·汉中志》：“汉有二源。东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禹贡》‘导漾东流为汉’是也；西源出陇西西县嶓冢山，会白水，经葭萌入汉。”

以上资料确定了西县故城地望，不仅有具体方位和距离可参，又有著名的山和水可依。嶓冢山是先秦时期影响很大的一座山，即今天水市南郊靠近礼县境的齐寿山；西汉水今为嘉陵江上游，发源于齐寿山西麓，入礼县东境，会纳西和河（古建安水）后西行南下再东折，过西和县南境，经成、康二县交界处入陕，会嘉陵江。东汉以前嘉陵江尚未形成时，此水与汉水通连，是汉水上游两大支流西面的一支，故称西汉水。以嶓冢山、西汉水以及天水西南120华里等因素来定位，再参考许多文献、方志和碑刻等资料所提供的信息，可知西县故城当在今礼县城东约20公里处西汉水北岸永兴与祁山之间的红土嘴附近，那里是原建安水与西汉水交汇点北川的一片向阳台地，正是古代立邑的优越位置。几乎所有的礼县县志以及涉及礼县的州志、省志都曾重笔记载的“天嘉古郡”，也正在那一带，晚至元代和明初，皆在该处设立过重要的军政建制。民间传说古时那里曾有座繁盛的城邑，后来被埋于一次山体大滑坡，这也许就是我们至今难觅其故址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发现的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即在红土嘴以西约6公里处，从都邑与公陵的通常距离的角度考察，推断西邑故址在红土嘴附近也是合理的。

以西邑为中心的西垂地区，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都相当优越。由南而北的西和河与由东而西的西汉水在此交汇，形成了一片相对开阔的小盆地，即今永兴川。西麓陡峭、东麓坡缓而临水的大堡子山守其西，以盛产井盐闻名遐迩的盐官镇即古卤城扼其东，曾被魏文帝评价为军事要塞的祁山高耸其中。域内山川交错，河谷纵横，气候温润，水土肥美，农畜两宜。从宏观位置上说，这片川原东依高峻的秦岭，西望连绵的岷山，北接渭域，南连巴蜀，既是陇右备受重视的交通枢纽，又是联络、制控西部戎狄的战略要地。和仲一族的后裔，就以这带川原为中心，兴邑立邦，建造了嬴姓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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